观塘区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是发展阶段转换视角，以2012年为起点进入新时代，以2020年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新起点。（ 一） 顺应历史方位变化，主动把握和解决阶段性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对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把握，作为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二）提升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发展能力，为推动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开发式扶贫一直是中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这是就扶贫手段和路径而言的，其中也蕴含着培育脱贫能力的必然要求。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2020年我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这是对这一年脱贫攻坚战的形象写照。改革之初，中国的农村贫困极为严重，用当时的基本温饱标准看，农村贫困人口也高达2.5亿。自从2013年以来，尽管精准扶贫主要是针对贫困户而言的，但实际上也在贫困县、贫困村层面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培育发展能力方面格外突出。只有中国在脱贫后继续一枝独秀，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实现了防止规模性返贫目标。

与其他走在中国前面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十年间消除贫困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效果扎实可靠等特点，当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认为，不仅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中凝结着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反贫困思想中也凝结着独特的科学的反贫困理论。因此，对市场的敌对情绪有着其他的源头。

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投资者的显见的损失，也意味着哪个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阿里巴巴已不复存在了。通过二选一等极具攻击性的竞争策略打压竞争对手，则明显地违背了竞争法规，而利用平台在技术、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及不对称的监管的优势，导致大量线下实体店铺陷入经营困难或倒闭境地，也有违关于公平竞争的规范与伦理。鉴于政府具有从领土、人口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所不包的管辖权和行政职能，因而这里主要关注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职能。这一困境当然与多种因素，如宏观经济、新冠大流行以及国际环境的多重不确定性相关，也与阿里巴巴自身在应对市场变化、技术创新、竞争对手、商业版图的整合等方面的挑战有关。

事实上，当今许多对市场和商人的批评，与古代对商人的批评往往有这明显的传承关系。从资本市场看，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自取消上市以来，至今未能实现再次上市。

2022年5月，因数据安全等问题，滴滴平台从纳斯达克退市，并在7月被处以80.26亿亿元的罚款。最直观的解释是，与所有暴风骤雨式的运动规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样，激情在喷发之后很快就会陷入消退。平台的疯狂扩张和并购、肆无忌惮的市场霸凌和各种违规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超级平台也已经意识到互联网不是可以恣意妄为的法外之地，而是处在法律和监管者打造的秩序铁笼中。而更常见的一种结果是混合均衡，即把上述两种结果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官员的政绩和个人好处双丰收，企业为增长和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获取了不当的高额利润。

二是技术官僚对于自身专业能力和决策信心的空前增强。监管者的单边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压制像平台这样的利益集团游说、俘获监管者的企图，也可以快速地对平台的垄断和不当竞争行为做出反应，还可以为平台上的消费者、商家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包括数据和个人隐私权利提供强大保护，从而更好地维护平台的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02政企关系分析的一个简要框架 政企关系有着多重的观察维度，其中一个深层的、宏观性的，也是对政企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维度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边界和各自扮演的角色。市场和竞争机制严重扭曲，导致经济效率和创新方面的巨大损失。

第三，企业家也并非被动地对激励约束机制做出反应，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影响监管者，左右监管政策，以追求自己的一己之私利，即使这样做是以公共利益的牺牲为代价。从社会和文化角度看，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另一个是微观维度，涉及政府和企业的代理人，即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财新网，https：//china.caixin.com/2022-03-14/101855329.html。

这既提高了公共资源决策的透明度，也强化了市场性竞争机制，从而减少和抑制了设租——寻租式的合谋以及腐败行为，提高了公共资源的效率。见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原文载美国《外交》（1994年11/12月），中文见《流行的国际主义》，中信出版社，2010年。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二选一等垄断行为被处以182.28亿元的巨额罚款。当然，国内日益增长的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或敌对情绪与民粹主义无关，因为中国既没有民粹主义的历史，在当下也没有民粹主义可以产生的土壤。马云和阿里巴巴领导了商业零售业的革命，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零售业模式，也颠覆了传统的以行政为主导的商业零售业监管模式，代之以淘宝规则和平台内部的自我监管，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商业零售业的效率。这一持续了两年的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看来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平台监管正在回归平和稳健的常态化模式。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东亚的韩国，或者世界的其它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上述的政企合谋模式。而告一段落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

本篇将作为系列评论的终章，旨在指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困境并不会随着平台整治行动告一段落而结束，而是可能面对另一种更长期的困境。因此，政企合谋模式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多重均衡，既可能更好地促进增长和公共利益，也可能会严重地损害增长和公共利益。

与之相对，拉美却被一波又一波的民粹主义思潮所裹挟和主导，这导致对市场、企业家和外资的严重敌意，从而使政治势力与有组织的社会组织（如工会等）联盟，以打压和控制私人企业和外资，并通过大规模赤字财政维持过度的社会福利，其结果是拉美国家屡屡陷入财政破产、恶性通胀和资本外逃导致的接二连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7]。换言之，后继者们会变得更加理性化。

[2] 2020年全国办结垄断案件109件，罚没金额4.5亿元。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二）：基于监管自主性的视角，  學人Scholar，2021年5月7日。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上述模式的缺陷是忽视了市场的外部性、垄断和分配不均等各种市场失灵现象，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也更加接近现实的理想模式，即监管与竞争双管齐下的模式：监管者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则会对监管作出反应并达到有效竞争状态。

中国近年来也在对政企关系模式进行大规模重构，这包括： ●弱化政企合谋的激励。同时，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在产权和治理结构等方面截然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也有本质区别，因而这里关注的企业主要是私人或民营企业。

这表明那个似乎从不会停下扩张脚步的阿里巴巴，也已接近了帝国规模的天花板。通过大刀阔斧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推进监管的透明化，不仅改善了营商环境，增强了市场竞争活力，而且也杜绝了以监管之名设租——寻租的机会。

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随着平台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张，监管者也迅速地提升其对平台的理解能力、掌控能力，从而打造出一个越来越缜密的规则体系和不断扩张的监管机构和技术官僚队伍。

其次，官员不仅受公共利益驱动，而且也受到认知和观念，以及个人利益（晋升、收入和声望等）的多重驱动，后者会使他们的行为偏离甚至背离公共利益。简言之，本文关注的是监管者（机构和个人）与私人企业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任性权力这把双刃剑和贪婪资本的两面性之争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当监管者被阴晴不定，高度流变且伴随着非理性喧哗的社会潮流和公众舆论所影响时，监管者行为就更加难以预期。

没有人能像马克思这样如此形象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市场和资本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即极端自私自利与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与休戚与共的社群主义的两种文化、道德和观念之间的种种冲突，也是对市场和资本不满的重要原因。在金融领域，马云和阿里巴巴成为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金融科技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不仅颠覆了传统银行业的垄断格局，也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中国的反垄断行动大刀阔斧地推进，并很快使数桩大案靴子落地之时，在大洋彼岸，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行动，则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并陷入了马拉松式的多方博弈和拉锯对峙的过程中，至今仍难预见何时才能尘埃落定。与此同时，有幸被政策垂青的赢家则可能获得更多资源、政策优惠，从而在市场竞争和企业成长上获得更大优势。

首先，旨在挽救市场失灵的政府监管可能会导致政府失灵，从而产生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但是，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任性的冲动，从而导致监管者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和平台自我治理的活动，例如对平台至关重要的交易撮合、定价机制（如平台和商家、骑手的收入分成比例、差别化定价）以及相联系的算法的直接干预。